王羲之是一个讲实践的人。有一次，他与谢安共登冶城，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羲之对他说：“当今八方多事，应该人人尽力自效。而虚谈妨碍，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不以为然，反诘：“秦任商鞅，二世而亡，难道也是清言惹的祸吗?”与谢安比较，看来王羲之还短少真名士应有的那种超逸与率真。但他对有这种真精力的人，却是由衷歆羡的。据《世说新语·栖逸》载，阮裕隐居在会稽剡山，志存隐遁，萧然无事，心里却十分充分。有人以这事来问，羲之说：“此人说得上荣辱不惊了。即使扬雄所赞赏的沉冥，也不见得能与他比较。”由于敬慕这种名士风姿和精力，王羲之也企图效法，但总有点形似神不似。令他在这个问题上出乖露丑的，就是他与王述的杯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