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论室主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会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担任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八年助手。

　　出版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在世界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从八十年代以来多次获全国书法大奖，并带团到世界各地举办书法展：

　　1980年四川省大学生书法展一等奖；1981年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优秀奖；1983年参加国家教委书法绘画艺术展获一等奖；1998年在日本金泽大学举办书法展。

　　2002年3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作品展”（参展者有：季羡林、启功、张中行、文怀沙、徐邦达、任继愈、周汝昌、史树青、冯其庸、欧阳中石、沈鹏、王岳川等）；10月在澳门举办《王岳川书法展》。2004年到日本大东大学举办“中日国际书法展”。

　　2005年2月1日在中国美术馆参加“新春美术大展暨首都高校书法专业师生新春楹联展”；5月到韩国汉城参加“国际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和作品展”，并当选为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带北大书法团到韩国出席“国际书法双年展”。2007年主办“中日韩三国书法展”。

　　2008年5月主办“北大110周年建校国际书法展”；7月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主办“国际书法展”；11月到韩国主办“中韩名家书法展”。2009年到韩国参加“八国书法展”。2010年在北京举办《王岳川书法作品展》，并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王岳川书法集》。

　　2010年4月接受美国十几所大学的邀请赴美进行学术讲演和书法展出，分别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卡拉妈祖、明尼苏达、芝加哥、丹佛、旧金山等地的乔治梅森大学、马里兰大学、南卡罗莱州立大学、南卡普莱斯比大学、肯尼索州立大学、乔治亚州书法协会、亚特兰大孔子学院、亚特兰大爱默蕾大学、韦伯斯特大学、韦斯特密西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讲座展出。

　　2011年3月接受拉三国古巴、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的大学邀请讲演和举办书法展；10月到印度尼西亚出席“李岚清书法篆刻展”并做讲演《中国文化与书法精神》；11月1日到英国伦敦大学出席国际艺术文化大会。

　　2012年4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王岳川书法展并作讲演；8月在海南海口与言恭达、陈振濂等举办名家书法展；10月在上海图书馆展厅举办《王岳川书法展》；11月在北京大学展厅举办《王岳川与访问学者书法展》；12月与苏士澍副主席参加全国政协代表团到台湾展并捐赠高层书法作品。

　　2013年4月在山东潍坊举办《王岳川师生书法展》，5月在西安中国书法博物馆举办《王岳川师生书法展》，6月在内蒙呼和浩特举办《王岳川师生书法展》，9月在合肥举办《王岳川师生书法展》，10在北京太庙举办书法展，11月在北大举办《北大文化书法展》。

　　2014年4月在北大举办《北大书法所第三届书法研究生作品展》；5月22在泰山美术馆举办《北大王岳川师生书法展》并举行泰山论坛；5月23日带领北大书法精英班学员在临沂王羲之故居祭拜书圣王羲之；11月8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展厅举办《王岳川教授与访问学者书法展》。

　　2015年4月23日，参加“书画名家进北大”大型书画展。参展人员：申万胜、言恭达、吴善璋、张改琴、王岳川等；7月18-28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9月30-10月3日在湖南省图书馆举行《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11月8日-10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北大书法所成立12周年纪念暨王岳川师生书法展》.

　　2016年11月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文化书法进上海——王岳川书法作品展》；12月在海南三沙市举办《王岳川师生书法展》。

　　2017年6月8日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举办《王岳川教授与访问学者书法展》。

　　2018年4月17日在湖南长沙市博物馆举办《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王岳川、何继善、李皓书法展》；5月7日在深圳艺博会举办《正大气象 光明未来——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师生书法展》；8月26日在杭州举办《王岳川徐双喜师生书法展》，12月在中国军事博物馆举办《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十五周年暨王岳川教授师生书法展》。

      2019年当选为（教育部全国）教育书画协会“高等书法教育分会”常务副主席，担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文化频道国学院院长。在喜马拉雅FM新媒体开设《王岳川精讲<大学><中庸>100讲》，《王岳川精讲书法72讲》。
        202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六部专著《简明中国书法史》，《简明中国书法理论史》，《语文诗词与书法》，《决胜高考：书法模拟试题》，《决胜中考：中国书法模拟试题》，《书法励志故事》。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著作《文化书法的美学境界》，《文化书法的发展历程》。由安徽黄山书社出版社学术著作《当代西方美学主潮》。
        2021年6月19日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主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北大书法所师生临摹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展”。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饮之太和：书法审美境界》，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王羲之王献之》，由人大出版社出版《20世纪西方文论教程》。

　　荣获2012年“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入选2014年“当代最具学术价值和市场潜力书法家”；获2015年美国华人“德艺双馨的书法家”奖。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文明之旅》中主讲书法和美学《书法与人生》《书法的人文情怀》《兰亭序解密》《神秘的中国色》《苏东坡与寒食帖》等，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讲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主持文化栏目：《王羲之》《唐代书法》《宋元绘画》《印文化与文人印》。书法入选多种书法集，作品被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传略载多种国内外辞书。

《大学》《中庸》的国学境界 

——采访王岳川教授

问：王教授您好。您精读的《大学》《中庸》开播一个月来好评如潮，点击率很高，读者们很想知道作者的详细情况和学术的最新思考。

王岳川：好的。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四书》的？

王岳川：大概是上小学以前。我外公——饱读诗书的一位老先生在我五岁时教我读《千家诗》。其后有一天，他开始给我讲“小学”，读什么呢？礼、乐、射、御、书、数。简单说就是：礼要懂得进退、秩序、规矩，就是礼仪；乐当然是音乐、乐教，古代的诗歌其实也是音乐的一种，咏而歌之，读的诗，包括一些《诗经》篇章。然后是“射、御”，当然太小了不可能做到，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驭车辆，这是古代少年必须要完成的。最后是“书、数”，书要写字，同时书还有书写，还有文字的意思，要辨识六书，懂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要认字。数，就有点像今天的算术，等等。

长大一些，明白了“大学”要读经、史、子、集，既要读《四书》，还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那个时候只略知道，但是不能理解。等我上中学的时候，有的时候读到古代经文，或者是四书五经当中的某一句，豁然开朗，才意识到当年外公让我读经典之书，多么有先见之明。

其后读《四书》，已是到了初中阶段。高小阶段经历“文革”乱象，我只好下乡到农村待了一段时间。“文革”时“破四旧，立四新”，批孔子，有一些《论语》节本，是供批判用的，从侧面我又反复读了多遍《论语》。他们上纲上线批判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等等，这些所谓的批判，理解偏颇，背离原文，无限上纲。举个例子：子路跟随孔子游学迷了路，找不到老师孔子，只好前去问路于耕种的老农夫。老人回答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被歪曲解释为批判孔子脱离劳动实践的罪状。其实，是主语看错了——主语是老头。老人说：“我四体不灵活，脑袋已经转不动，眼睛昏花分不清楚五谷，没看清楚你的老师是哪个”。这当然不是在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当时意识到《论语》被人误读成这样子，也只能长叹息。最初读《四书》的经历大概是这样。

问：王教授，第一次读《大学》《中庸》，和现在读《大学》《中庸》，感觉是一样的吗？

王岳川：不一样。第一次读《大学》《中庸》应该是在高中时期，尽管《四书》接触比较早，但那个时候大部分接触《论语》比较多，《孟子》只是读了小部分。到了高中时期，我喜欢上了书法，有一次用蝇头小楷把《大学》抄一遍。它们的文字很短，没有标点的话，《大学》大概1500多字，而《中庸》大概是3500字左右，抄一遍才发现很难读。我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做的也是国学，又重温《大学》《中庸》，那个时候才发现《大学》《中庸》的思想，比起《论语》和《孟子》来说一点都不低，相反更加精炼浓缩，它是儒家理论的高度总结，非常精彩。

一般而言，《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都是师生的一些问答很口语化。而《大学》《中庸》就已经成为理论抽象集结，就是对某个儒家纲目的精辟理论总结，深奥难懂！很多人读四书五经就出现偏读——只读《论语》，甚至有些孩子整本《论语》都能背下来，大概有一万六千字，《孟子》挑一些熟悉的读，而对《大学》《中庸》置之不理。一著名电视台有个讲坛节目开办了20多年了，一部《四书》没有讲完，只讲了《论语》心得，以及《孟子》的某些思想，《大学》《中庸》缺席。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讲《大学》《中庸》的呢？

王岳川：三十多年前，我在北大开课《国学与东方美学》等课程，主要给博士生和访问学者讲授国学尤其是将《大学》《中庸》。二十年前，我从国外担任客座教授多年回国，2002年中央电视台栏目组请我去讲《大学》《中庸》。《百家讲坛》记得大概是2001年底开始举办的。我是最早的讲座者之一——2002年4月播出我讲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未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展示古代中国如何从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最后进入太空文明，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文明。我在国外写完一本书《中国镜像》，2000年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当时还有一部手稿《发现东方》在完善之中，2002年也在北京图书馆出版了。于是，我收到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邀请，去讲《发现东方》，讲后海外的华人反响很大，收到了很多来信。

2002年夏天，中央电视台邀请我讲国学《大学》《中庸》，很快录完23集，每一集30分钟。在央视“考试频道”播出后，我把文稿整理成书《大学中庸讲演录》，增加一些必要的注释，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本书销售很火爆，连续印了很多版。201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根据我中央电视台讲座录像录音，整理成书《君子之道——王岳川教授讲大学中庸》出版了，反响很好，不断再版。

可以说，研习《大学》《中庸》几十年，关于这两部书的讲座已经讲了30多年，出版研究著作两部。后来收到喜马拉雅邀请讲《大学》《中庸》，我不打算重复过去的研究成果，而是重新审视这两部国学经典，尽可能讲出新世纪的新高度。

在我看来，“国学”这个名称是悲怆的。孔子时期叫儒学，汉代叫汉学，宋明叫理学，清代叫朴学，清末民初叫国学。国学是救亡图存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保存国粹，由民国初年的学者提出来的。国学要改造民魂，重塑国魂，道路漫长。西方哲学强调哲学是向死而生，哲学就是学会如何去死，死得尊严。其实中国早就说这个话了。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司马迁《史记》“人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也说，“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生死大事。如何才能生得充实、死得无遗憾，实在是智慧人生应该观照的事情。这些问题，我在《大学》《中庸》品读中，都会慢慢开化。

问：我看资料，看到梁启超好象不太同意把《中庸》和《大学》、《孟子》和《论语》相比，他觉得不太比得上。

王岳川：清代和民国疑古者大多有这类看法，但我认为宋代朱熹的做法没有错，其实在朱熹之前二程也将《大学》《中庸》提到经的高度。你刚才说到梁启超，我想说几句话。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关于国学的看法不要太在意，他们是国学底子是有，还有晚清的一些小学底子，但他们面对西方的强大，自我思想认同和文化身份出了问题，急于否定中国学术，无限想象西方思想。什么西方神圣，中国落后，什么“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什么“崇尚改制”，“怀疑伪经”，什么“疑古”，“废除汉字”，……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开始，就出了很多问题。康有为人品很差，他的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包括他对书法扬碑贬帖的看法大多是错误的。而且民国时期知识人大多属于救亡图存的一代，他们把中国学问看是无济于事，将道德学问嗤之以鼻，一味神话西方，我认为这可能开始了中国文化自卑、自我矮化的学术方向，甚至误导了后学。时过境迁，过了一百年，当时很弱的中国变成了世界强国，今天应该正视新的国学风范，不要把康梁的东西，包括胡适“打倒孔家店”、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东西太过当真。在我看来，民国知识人的身份问题和学术意识相当部分已经过时已然成为了历史。今天，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的中国问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是全球化时期知识界全新的问题和问题意识，有必要从新的文化自信角度重新解读国学。

问：《四书》的阅读进程是怎样的呢？

王岳川：朱熹想建立一个儒家入门之经。他认为《大学》是入门之学，相当于学术导航，避免误解而浪费光阴。儒学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整个中国的古籍有多少本，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四库全书》在内是25万多册。人只能活三万天，是读不完的。朱熹把儒家精彩之作浓缩又凝练，抓住纲目关键，是有他独特的思考的！汉代“五经”形成体系，清朝《十三经》已经形成完善体系。宋代朱熹用了20多年编一本《四书集注》，就是大道至简！凡是伟大的思想都是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凡是伟大的体系都是直指心性而民众能够看清楚。相反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云山雾罩，有人去读了也是不知所云不知其妙。《大学》用1500多字作为《四书》开篇，用极其简洁的语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把人从存在混沌状态引入到理性明晰状态，从人生迷茫的状态引入到生命启蒙状态，启开心扉，去掉心中蒙昧，引入智慧之途。朱熹倡导读《四书》，王阳明更加重视读《四书》，尤其重视读第一本《大学》，可见其宋、明两代的儒学大家都很重视用经典来开启心智。

第一本，要读《大学》。明白《大学》三纲八目。三纲：“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指出了儒学的道路，就是从格物开始，修身为本，而最终是要治国、平天下。《大学》首先通过格物的方法，穷究大千世界的原理，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二，“致知”，把所谓的外在的知识逐渐变成自己的一种智慧，而那些对抗大自然、奴役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的人最终将受到规律的惩罚。三，“诚意”，“意”是没有显示和言说出来的思想，主要是内在的活动和心灵的一种波动。这个时候要求意“诚”，又叫“慎独”。四，“正心”，正心就是为公心而放弃一己之私欲，而把心换成一种中正清明的公心。五，“修身”，言辞要雅逊，合乎规范，行为方式和仪态要中和、平和，而且身心合一，不能是面和心不和、身心相分、口是心非。六，“齐家”，在整个大家族中显示出自己卓越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和整齐整饬的能力。七，由家及国，把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合二为一，对待国家和人民就像对待自己家庭成员一样充满爱心。八，使天下太平。当然，就历史语境而言，当时所说的“国”主要指的是诸侯国，当时的“天下”是四海之内，与今天的全球和世界大有区别。但今天在全球化时代，也可以放宽眼光，把天下看成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从而发掘引申出儒家思想中合理成份，放眼整个世界的风云际会，关注人类发展整体命运。

第二本，朱熹认为要读《论语》，为什么呢？《论语》是春秋时期首创的一部“对话语录体”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论语广集道义、仁爱、文化、修为等等，广泛地涉及各个领域，学生提什么问，老师就要回答什么，甚至有人问怎么种庄稼，怎么做官，老师都要回答。《大学》是精辟而精粹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精微”，那么，《论语》就是“致广大”——非常博大的、庞大的体系，领悟到天地万物如此之神秘，人间万事如此之壮阔。

第三本，朱熹认为要读《孟子》。韩愈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后世尊称为“亚圣”。《孟子》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的语录体，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详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是了解孟子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文化主张及其学说可靠文献。孟子的仁政——学问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为国家服务。仁政，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国君如何从政，如何当国君，国家如何能强大。学问不是孤芳自赏，最终要为民族家国服务。

第四本，读难度很大的《中庸》，明白中庸之道。应该说，《中庸》是《四书》中难度最大的一部著作，其三十三章各有精彩。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思辨性和践行性。对此朱熹总结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怎样才能保证自我知行合一长久而正确呢？读《中庸》。《中庸》在中国哲学体系中相当于辩证法，辩证法是非常深奥的对“度”的把握。一般来说，西方的“度”形式上是一个天平，但天平有个很大的问题，左边搁一公斤物体，右边就需要一公斤砝码，它才会平。左边要搁一泰山，右边搁泰山般大的砝码，有吗？没有。中国的儒家不这么做，怎么做呢？左边搁一泰山，右边还是那个砝码，他把天平中轴线右移，就变成称中药的秤，四两拨千斤——秤砣移动就把这个“中”的平衡找到了，这就是“中庸”。《中庸》是一个很微妙的四两拨千斤对“度”的精准把握，这是一个方面的“空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时间的把握。“庸”的本体论时空观，时间的把握就是朱熹那句话：“庸者常也”。“常”有两个解释，第一是恒常不变，第二是时时刻刻——经常、时常。于是，就出现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不偏不倚，却坚持不了两三个月，坚持不了一年，最终功亏一篑。儒家列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要“中”——不偏不倚，同时要“庸”，就是要时时刻刻“中”并永永不停息坚持到底。

问：那在《红楼梦》里，好象曹雪芹也对“四书五经”不太感冒，他假借这些人物的口说出来的。

王岳川：历朝历代对自己的生命践行选择中，都有几条路。曹雪芹当时是属于比较落魄而边缘化的人物，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宝玉身上，使得贾宝玉带有曹雪芹自传的色彩，是曹公集恋爱（意淫说）、补天济世说、正邪两赋说于一身的“领会者”形象——鲁迅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我研读《红楼梦》多年，体会到《红楼梦》几个主人公构成了生命探索四条路。他让几个主人公找到自己的路，比如说：黛玉喜读庄子走的是道家之路，宝钗要宝玉考科举走的是儒家的道路，妙玉古佛青灯走的是佛教的路。你注意到这三个女孩子的名字，正好构成了“宝玉”的名字，而他们的路大体上就是儒、道、佛三条路，但这三个人都没有走通。为什么呢？宝钗最终活守寡，没有走通向功成名就之路；黛玉找到心灵的应答灵魂的共鸣者，但在“一死生”中最终含恨死去；妙玉古佛青灯，但最终被强人掳去深陷肮脏泥淖中。这三个女孩子的儒道佛之路三条路都没有走通。

但是有一个人走通了，这就是“混世魔王”贾宝玉。他是无所不作，大致记得《西江月》调侃道：“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可谓入木三分。他早年顽劣不堪，喜欢吃丫鬟们的口红，还不喜欢读书，常常诋毁儒家，和戏子们互相来往，甚至还有同性恋倾向，……被他父亲打了一顿。宝玉正是曹雪芹“正邪两赋论”的代表：“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但宝玉出狱后落入到生活的贫困底线，成为打更敲钟人，到了晚年一无所有。最终他彻底悟道，在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风雪中，穿着一身大红猩猩毡出家了——终成正果！《红楼梦》给人的启示就是坐在屋里的古佛青灯修行未必能成，而生活的苦难让贾宝玉最终能够超越了他生活的局限性——纨绔弟子，富豪之家，“情不情”——终于成了一个大彻大悟的人。

至于《红楼梦》曹雪芹对儒家的贬斥，在明清小说中比较常见。比如说《西游记》对道家非常贬斥，什么道理呢，是当年吴承恩在写《西游记》的时候，当时明朝皇帝对道家大加吹捧，满眼都是道观烟火，他很反感，因此反其道行之，在《西游记》里把道教置于佛门之下，经常诽道，把道士写得很不堪。曹雪芹在清朝的时候同样是这类情况。清朝科举制度非常强大，以后达到了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程度。曹公对清代儒家当时那种腐朽没落——变成书虫、蛀虫，不敢去进行思考，只去做文字朴学，甚为痛恨，坚决反对科举功名。

这里要分清楚有几个儒家，明白《红楼梦》反的是哪一家。一般在学术史上儒家分成四家：第一，原始儒家，就是说孔、孟、曾参、颜回、子思，充满了活力的天行健的原始儒学；第二，到了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带有天人相交、君权神授的神秘主义的儒家，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儒教；第三，宋明理学，里边充斥禅学思想和哲学思辨型的思想，是禅学化儒家；第四，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等港澳台的一些学者在西方留学回来以后，用西方康德、黑格尔体系来改造儒学的新儒家。我认为曹雪芹、梁启超们大概出于对宋明儒学乃至清儒的反感罢。

而今天我们精读的《大学》《中庸》，却不是重视宋明儒更不是清儒，重视的是原始儒家。原始儒家是刚健清新的儒家开创者，是创立思想江山的原创者。而原始儒家后面的人，乃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不能把板子打在先秦原始儒家身上！我认为今天重要的任务是重新解读原始儒家清新刚健的仁爱大同精神，而不是去继续愚蠢地毁损国学。

问：王教授，刚才您说您读《四书》，包括《大学》《中庸》，你读了不下千遍，大概《大学》《中庸》加起来也就5千多字，这个怎么读呢，读一千遍了早就会背了，还怎么读呢，为什么还继续读呢？

王岳川：我出差讲学比较多，尤其是这十几年前，去了40多个国家。我的行囊里面总是有一本《四书》，背是很早就会背。但说实话，很多人背了而不知其意，要正确的理解，包括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这《中庸》开篇词，里面的“大词”没有几个学者把它说清楚：什么叫天？什么叫命？什么叫性？什么叫道？什么叫教？什么叫“慎独”？……都囫囵解释一通，甚至一些电视台某些学者读经史，都成了百姓厌恶的心灵鸡汤。

真正的学者读经不是背诵这么简单，通过千百次精读思考，要深刻领悟认识到“经”的根本——本、末、终、始、先、后。“认”和“识”是不一样的，“认”一个人和“识”一个人是不一样的。“认”一个人一眼就可以认，而“识”一个人要一辈子，这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才能叫做“识”。比如：什么叫“天”，那就多了，我给法国出版的一套丛书写一本《天》，只研究这一个“天”字，我写了近十万字。什么叫做“命”，那就更多了，为什么“命”中国要加“运”？去琢磨，命是不可改的规律，不可改的发展方向，而运是可以改变的。精解精读，就要逐字逐句读解，找到经典的根。我注意到，对国学“鸡汤化”、“娱乐化”的伤害是致命的，而西方一些名人对国学的攻击同样也相当致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攻击《论语》说这本书写得很差，都是一些生活常识和道德说教，还不如当时不要翻译成西文，这样中国孔子还可以去蒙西方人，现在翻译完了孔子形象就崩塌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低级错误当然是欧洲中心主义和浅薄文化沙文主义作祟。这中外两种对儒学的有意误读和伤害，我们都必须在解读中逐渐展开正面回答。

问：王教授，那你从四书之中读到什么呢，读出了什么呢？

王岳川：要问我具体读出了什么？我想，在讲和听国学时，可以明确的是：国学不会给你带来财富，不会带来一栋楼，也不会给你带来一辆豪车，但教会你知道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脱离小人低俗气味而成为君子。很多人以为成了君子都到头了，错。孔子把人的境界分成五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叫庸人，有的时候也叫小人，但也不是坏人，他只是比较自私的，没有开窍的一般的人；第二种就是士人，读过大学的读书人，离小人并不远就在小人旁边，不要认为带上眼镜读了书就变成了高大上，没有，他们仍然在小人之间纠缠。第三是君子，我认为有些人一辈子都做不到君子境界，这两个字极简单，却很难做到君子“慎独”。在《大学》开篇和《中庸》都有“慎独”这两个字，也就是说《大学》《中庸》都把“慎独”作为它的核心价值，很难做到。第四重境界是贤人，君子明道了，叫做独善其身，慎独就是独善其身。但这样还不行，还要出来为国家所用，成为治国的人才——贤人，它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人之学”，就是让你从“小我”的悲欢离合走出来，为这个民族“大我”而担当。独善其身君子也，而达者兼济天下贤人也。第五重境界更难做到——圣人！有几个能成圣人？为什么儒家总是说尧、舜、禹、周公，他们都不是自私自利的人，而是圣人——于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自己的温饱而不顾，为国家和人民分忧，这叫做贤人，进而超越时代影响千秋万世实乃圣人！

在这说个有趣的事，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不能够完全传承，富不过三代是有道理的。但是经过教化可以传承文化。比如，孔子很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音乐家等等，但他居然培养不出自己儿子孔鲤成为思想家。孔鲤就没有什么作为，历史上没有看他写什么书说过什么名言，但孔鲤培养了一个超过自己的儿子，就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传说，有一天孔鲤对他的父亲孔子说：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又转过身对自己的儿子子思说：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孔子听了，笑而不答。这当然是笑谈，经过考证，孔鲤死于孔子之前，而孔子死的时候子思才5岁，孔鲤怎么知道幼年的子思优不优秀？事实上，孔子死之前，将5岁的孙子子思托孤给27岁曾参，没有曾参，子思恐怕达不到撰写《中庸》的高度。可以说，曾参参与编撰《论语》，撰写了《大学》《孝经》等，是原始儒家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子思再传弟子又教会了孟子，可以说，《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本书就贯穿一体，成为原始儒家的代表著作，可谓非常重要。

我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做了一个多期节目《开心学国学》，明确反对摇头晃脑的去背四书，那样只学会了《四书》的言辞形式，而丢掉了精神内容，可能买椟还珠，本末倒置。要学会在路漫漫中不断的提升自己境界，从小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的不断地求索超越，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问：您认为对四书的有哪些误读？

王岳川：在我看来，对《四书》尤其是对《大学》《中庸》的误解有三：

第一，认为《大学》《中庸》太深奥难懂。的确这两部书尤其是《中庸》比《论语》《孟子》更难懂难学。今天全世界在美国带领的图像化时代，人类的理论思维已经远不如前人。德国人对康德黑格尔读不懂，也逐渐不读了。在世俗化浪潮中，人们都喜欢读那种浅薄的心灵鸡汤和快餐文化，甚至是娱乐致死的文化。我认为这是人类智慧的后退，是人类精神的沉沦。认真读《大学》《中庸》，会提升生命的智慧和境界。

第二，很多人认为《大学》《中庸》里的思想过时了。确实有过时的部分，比如《中庸》的“九经”，《大学》里面君臣父子的关系，《论语》里边的“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等等，这些都随着历史的农耕文明而失去它的意义。现在进入后工业文明，再去跟人家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权主义者肯定不答应，这是违背民主社会“政治正确”的一个基本常识，这些过时的话语都应该抛弃。我在讲《大学》《中庸》的时候，不是说字字是真理，当然不是！正确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过时的就过时，好的就是好的。比如说“立己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穿透了历史的云烟，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味着自己立起来，先让别人立起来，自己兴旺发达，同时让别人兴旺发达，翻译成现代语就叫“双赢”。孔子2500年前就提出了“双赢”思想，难道今天人类不应该重视吗？《四书》的阅读，一定要破除一个障碍，就是它要么全对，要么全错。这都不对，要用辩证法一分为二地去分析优劣得失。

第三，很多人在读到《四书》，尤其读到《大学》《中庸》的时候，就觉得好象没什么体系。其实，古人对中国思想的理解，叫做思想史而不叫哲学史。思想史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哲学史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为什么万古长青？就在于它不是封闭的体系，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让每个人可以从中读到智慧。正唯此，中国的思想叫做“智慧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纠正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以西方的马首是瞻，西方叫做哲学，中国就该叫做哲学，西方艺术中没有书法，中国的大学全部把书法给排挤掉了，这些都是学西不化的结果，导致了民族精神的戕害和国粹的分崩离析。我坚持认为，中国思想一点不输西方。

问：王教授，那你觉得学习《中庸》《大学》，四书这些国学更重要的在于实践吗？

王岳川：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知而不行不是真知，而是无知。可以举一个小的例子，王阳明对《大学》非常感兴趣，他读到第一段就被卡住了——“格物”，按照朱熹的解释“格”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是来去的来，第二个是分隔的意思，就是现在还叫区隔，第三，格有“穷尽”的事物的原理挖根到底的意思。于是王阳明就躺在一丛竹笋下边盯着看竹子怎么长。王阳明现在听的是朱熹的格物。朱熹是比较有客观精神的思想家，格物是要了解事物的规律，穷尽事物的本质。结果，竹子每天长，直到竹子7天左右长到差不多一米多高，王阳明在竹子旁边看了7天以后生病了，他没有看到竹子的本质，也没看到竹子的规律，于是他突然醒悟到，原来事物不在外在的规律和有一个客观本质让你去把握，而在于你的心。王阳明返身而诚发明了“心学”。心学反过来就是说：你心中的竹子。于是，郑板桥画出自然界没有的“墨竹”——黑竹子，苏东坡画的是大自然没有的“丹竹”——红竹子。在朝廷上东坡遭到了很多朝廷命官的嘲笑，说愚蠢啦，世界上哪有红颜色的竹子？苏东坡说那是我“心中之竹”——一片丹心！心学就是强调人的主动能动性，人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强调人的主观的，激发它将其能量全部迸发出来。

如果中国的《四书》阅读是摇头晃脑，就会丢掉了“知行合一”，丢掉了主观能动性，变成两脚书橱。我反对这样。我认为，当一个人跟随老师听完《大学》《中庸》精讲以后，他会豁然开朗。对自己而言，变成了一个永无止境，追求人生完美的一个君子，一个贤人，而对国家而言，要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智慧。国学大智慧要的是人类的愿景宏图，它最终战胜霸权的“人类毁灭”论，而归属到孔子“大同世界”上去！

《大学》《中庸》是需要用心灵去共鸣发现的。比如说应该《大学》讨论“以财发身”还是“以身发财”？就这八个字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以财发身”就赚到钱以后，不是去贪婪地赚更多的钱，走上将积累财富变成终身价值的错误道路。而是“以财发身”，让财富来为生命提升服务，为整个的社会服务，为整个人类服务。如果“以身发财”，把自己变成赚钱工具而最终累死，那是没有智慧的。

还有，《大学》凸显“财散人聚”还是“财聚人散”问题意识，又是八个字。《大学》《中庸》深谈一些经济学问题，所以叫“大人之学”——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的人。什么叫做“财聚人散”？就是一个人非常扣门，就像鲁迅讽刺过的守财奴，《儒林外史》讽刺的吝啬鬼严监生，临死时要人挑去一茎灯芯省油才安心死去。这就叫做财聚人散——疯狂敛财，锱铢必较，寸土必争，贪心无比，最终贫困衰败下去。

相反，高瞻远瞩的“财散人聚”，中外有两位做的很好：一位就是俄罗斯的托尔斯泰，81岁时他把他的庄园全部散给周边的穷人们，很了不起。托尔斯泰的妻子分外不理解而且没有共同语言，于是愤怒的托尔斯泰提着行李箱，在飞雪漫天中登上夜行的火车走向远方，最后死在小火车站上。中国有一位邵逸夫，用一生做到了“财散人聚”——他为全国的一万二千所大学、中学、小学捐助了逸夫楼、逸夫图书馆等等，人民永远记住他。这就叫做“财散人聚”！当一个人听了这八个字“财散人聚、财聚人散”，就会豁然开朗，原来中国的两个字——“舍得”，就是这个含义，要舍才能得！一辈子不是做会赚钱的机器，一个生产利润的绞榨机，把自己过得像一个鬼一样的生活，那是错误的。国学的意义呈现出来——让人活的像一个真正的人，像一个大写的人，让这个民族充满智慧看见世界，不再是唯财是举的鼠目寸光！

问：王教授，如果不学国学的话，是不是有其他的途径达到，从小人到士人、到君子、到贤人、到圣人这样的一条路？

王岳川：达不到！西方现代性使得今天的人已经是碎片的人，不是整体的人了。过去国学家懂中医如苏东坡，又懂射箭打仗如王阳明。黄帝有《黄帝内经》的医学书，又有《黄帝四经》经学书，还有托名的《黄帝外经》。苏东坡也是国学家，他的诗词是经史子集之“集部”的诗人词人——前后《赤壁赋》、《水调歌头》、《念奴娇》；他还写出学术著作《苏氏易传》，《东坡书传》，《东坡志林》，《论语说》（辑本），《苏沈良方》等；他精通医学，居然还会开药方；他还是书画家《黄州寒食帖》《枯木怪石图》闻名天下，还是美食家，官员……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单面人”。在一个医院里找不到完整认识人的医生，都已分成眼科、鼻科、耳科、喉鼻科、胸科、胸外科、内科、骨科、血液科……所有东西都在现代性中精粹化、零碎化。而中国精神是综合辩证，囊括宇宙，纵观千年，善于谈论大智慧。

我认为这两种都有偏差，西方的分类分得越细，人就消失得越快。而中医或者说国学被人认为有些乏精细。今天的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文学、经济学、法学都是像医院分科一样，研究了人的一方面，遗忘了“整体的人”。人文学科分为中文系、历史系、考古系、哲学系，心理学系，教育系……。可以看到，分科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大概是在清朝晚期结束了科举制度以后，就开始分科。人的零碎化使得人很难不断超越进而成为贤人和圣人。因此，人应该重新在国学的整体智慧中重新全面认识自我，获得超越自我的能力。

问：王教授，以前读书人都是从小的时候开始读四书五经，对他们可能价值观什么有影响，现在听您课的人都是成年人，你觉得他还能影响他们吗？

王岳川：前面我讲过，15岁以前读小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15岁以后或18岁读“大学”四书五经。事实上，读书悟道什么时候都为时不晚，成年人读《大学》《中庸》，“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可能领悟更深。北大东语系教授金克木先生，是研究印度佛学和佛教语言翻译的专家，我跟他是忘年交。他80多岁时，我当时不到40岁。我去他家，他对我说：“书读完了”。我大吃一惊，我说书怎么读完呢？花一辈子也读不完。就算是北大图书馆三千万册书，人只能活三万天，一天读一百册也完全不可能读完，何况图书馆每天还在进新书。你知道90年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期，金先生告诉我“书读完了”，而且不是随便说的，是认真说的时候，我一下就顿悟了！

这个顿悟就是很多书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消遣读物，甚至是垃圾读物，是永远读不完的，就像垃圾食品一样。人生苦短，应该读最精粹的书、真正的经典——四书五经，才不会过宝山空手而回！

问：王教授，您刚才说提升自己的境界，您在国学方面造诣很高，作为一个人有没有苦恼呢？

王岳川：当然有。第一个苦恼是学无止境，生命苦短；第二个苦恼境界诸事繁杂，难以达到古人那样高度；第三个境界就是王阳明的痛苦，知行难以合一。

问：您的书法造诣很深，国学对书法有怎样的滋润功能呢？

王岳川：书法本是国学重要部分。法国著名哲学家艺术家熊秉明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我为什么要把书法和国学联系起来，为什么非常赞成法国的哲学家艺术家熊秉明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看法，因为这个核心首要的是汉字，而我们是“汉字文化圈”。

书法的第一个国学特征，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从广义上讲，书法是指语言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典雅美感的艺术作品。中国的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中国的书法艺术开始于汉字的产生阶段，扬雄《法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乎情”。马宗霍《书林藻鉴》说：“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因此，产生了文字。大体上说，书法的第一批作品不是文字，而是一些刻画符号——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汉字的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陶器上。最初的刻画符号只表示一个大概的混沌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含义。距今八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山、斐李岗文化，在斐李岗出土的手制陶瓷上，有较多的类文字符号。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带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逐渐定型，于是，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的发展。如果从殷代甲骨文开始算起的话，那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书法第二个国学特征，内容书写文言文的经、史、子、集。无论是“厚德载物”，还是“道法自然”，无论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还是唐太宗写史《王羲之传论》，“心摹手追，惟王逸少乎，……其余区区者，不足观也”，都足见书法书写经、史、子、集的一以贯之。

书法第三个国学特征，书写人性的高远潇洒之美。刘熙载《艺概书概》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王羲之《兰亭序》文美字美，天下第一行书。我们应该弘扬中国书法的正脉，推崇“二王”的帖学，从而使中国的正脉书法成为当今具有主流地位的书法艺术,使中国书法保持优美、雅致、文质彬彬的审美风格。可以说，书法是全世界所有艺术当中最干净的，小说有黄色的，电影有黄色的，美术有不洁的黄色，网络有一些不洁的充满了屏幕暴力和恶心的东西。唯独书法是正能量的，是最清洁的艺术。当然，有人妄图将西方后现代的丑怪恶心塞入中国书法，打着各种旗号污染书法之美，我想最终是不会得逞的。

书法第四个国学特征，代表中国文化的播撒全世界，是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把中国的汉语列入他们的高考范围，全世界有1亿多人在学习中国的书法。我坚信，中国书法史和书法教育史一定会成为国际书法史和书法教育史，中国的书法一定走出国门，成为全世界人们走近东方文化的审美爱好。

书法第五个国学特征，书法是“生态美学”的书写重要东方表达方式。写书是“精神生态”美，所以在修心养性道法自然中，书者能长寿：欧阳询活了85岁，柳公权活了88岁，文征明活了90岁，舒同活了93岁，启功活了93岁，季羡林活了100岁。这种修为养性的艺术，使得人长寿的同时汉字风行天下，成为和西方可以对话新的语言和文字，这是中国恢复“汉字文化圈”的必由之路。

问：好象现在莫言在写书法。

王岳川：我看过莫言写的字，不能叫书法，他本来叫“莫言墨迹”——他的书写水平达不到书法水准，只能叫墨迹，就是墨水留下的痕迹。我认为，学者可以不写书法，但是书家必须拥有文化。书法界不应该脱离文化。我在北大提出“文化书法”，坚持认为中国的书法必须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走“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之路。

问：最后，请您谈谈您精讲《大学》《中庸》播出后，您想对众多听众说点什么。

王岳川：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东方大国应该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崛起的中国应该清理自己的精神文化遗产，让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的法律精神，还要有东方中国的德教精神。人类的未来不是由西方自己说了算，而是应该由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世界的聪明睿智的至诚之人一起商讨、一起促进，由此，人类和平、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才会最终到来。中国学术界现在正在不断“文化创新”，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文化强盛，关键在于国学的重新发扬光大，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学国学是幸福的，领悟精神是快乐的。在真正的经典解读叩开您的心扉的时候，您将在国学的光芒中豁然开朗并惊喜悟道，进而获得身心的彻底解放和精神的无限拓展！

问：好的，谢谢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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