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第奇试验失败后数十载的时间里，似乎没有人想再去仿制东方的陶瓷。但在1628年，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威廉(Christian
Wilhelm)的荷兰陶工开始在萨瑟克(Southwark)制作容器。他用的是蓝白两色，主题则是多少有些生硬地从明代瓷器上照搬下来的。1637年，汉堡的一个陶器场也在制作类似的青花陶碟。我们对这两个制陶场的情况几无所知。它们似乎都是在1660年之前就破产了，当时，两个更加有名的制陶场所已经在生产蓝白相间、质量高得多的器皿。一个是荷兰代夫特(Delft)的那批陶器厂。在通俗的说法中，欧洲所有的这类容器都被冠以代夫特之名。另一个则是法国纳韦尔(Nevers)的陶器厂。代夫特的那批陶器厂始于何时，现在仍不确定，但已知的少量事实还是可以简要概括如下。1614年，某个名叫克拉斯·扬松·维特曼斯(Claes
Janszoon
Wijtmans)的家伙从邦联议会那里获得许可，成立了一个彩陶厂，生产像“印度地域”的那种陶器。在该地点的挖掘，也仅仅出土了意大利产的锡釉陶器类型的陶瓷碎片，装饰的则是纯粹的欧洲图案，有石榴、橙子、鸟、兽和花。直到17世纪中期，陶器场才以著名的蓝青花陶器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起初，这些陶器中的大部分都是仿自当时由荷兰人进口到欧洲的中国和日本的陶瓷容器。在接下来的150年里，代夫特制造厂生产了一大批仿制的(还不包括假冒的)中国容器。其中一些如此接近原型，以至于一眼看上去都不太会看出它们是出自欧洲。

　　罗切斯·霍普斯汀制作的代夫特彩饰锡釉酒壶，绘有中国人物形象。罗切斯·霍普斯汀制作的代夫特彩饰锡釉酒壶，绘有中国人物形象。

　　绘有冬日雪景的17世纪代夫特青花陶盘。绘有冬日雪景的17世纪代夫特青花陶盘。

　　17世纪50年代，的确也有一些代夫特陶器场的画匠摒弃了仿制明朝装饰的做法。他们转而绘制花砖、罐子、盘子，上面有迷人的矮小人物，身穿奇装异服，姿态古怪，这代表了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认识。17世纪后期，更具胆识的画匠们开始自由表达他们的奇思异想，并把源自中国和日本陶瓷的元素结合起来，让自己从所有那些严格的东方常规中解放出来。他们制作的产品有时形状怪异，如巍峨的宝塔一般的郁金香花瓶，凡是东方陶工精湛技艺中的装饰主题，在那上面都被夸大了。日本女士更加纤弱，，大肚神更加大腹便便，龙、怪兽以及怪鸟则更加不可思议，房屋更加高雅、脆弱且华而不实，而巨大的花朵和树木则更加繁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认为，推动这一变化的艺术家是艾尔布希特·科内利斯·德·凯泽尔(Aelbrecht
Co
elis de Keizer)。他于1642年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但是先前认定属于他的这个成就，现在又归到了一个年轻陶工的名下。

　　17世纪法国纳韦尔陶器场生产的陶盘17世纪法国纳韦尔陶器场生产的陶盘

　　要在17世纪70年代之前在代夫特大量生产不受约束的中国风格的器皿，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接近17世纪末的时候，跟那些在代夫特生产的器皿相比，虽然纳韦尔的陶器场生产的少量器皿既不够精美，也不够奇特，但它更有资格说，是它开启了欧洲制陶业的中国风。早在1644年，这个厂就在仿制中国容器的形状，虽然这一时期的一个样本(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上装饰的是圣经场景，而不是中国风的东西。但到了17世纪50年代，带有中国和巴洛克格调的容器也饰有欧洲或者东方的图案。奢华的巴洛克大口水罐上有官吏和龙的形象，而在朴素的中国花瓶上则有源自同时代画师之手的宏大的神话场景。很可能因为法国在这一时期没有直接从东方进口任何陶瓷，所以陶工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模仿的原型。抑或是因为公众需要的不仅仅是复制品，因此在风格上，较早的东方式的纳韦尔装饰品就比那些17世纪50年代在代夫特生产的要随意一些。画像乃至鸟和花，虽然跟那些明朝晚期的陶瓷相仿，但已经衍生出具有法国特色的优雅。纳韦尔也制作出用波斯蓝底色衬托的白色图画的陶器，这样就保留了传统的青花色彩方案，并创造出了一种惊人的、新的装饰效果，看起来差不多是仿效真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