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喜爱的许多绘画，在言明其来历时，乾隆都声称是“偶得”。例如子明卷乾隆题云：“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图》。”关于“特展室”的藏品，乾隆较为自豪的即是这些藏品都是在偶然的状况下，在乾隆内府“恰巧遇合”。

　　乾隆在《题三友轩》诗中称“天然同德声应随，涵义于物有奇遇”。乾隆题《李伯时蜀江图歌》：“乃今四美具一室，赏心乐事无伦比。涵义于物不留心，咄咄是吾乃所以。”在题跋韩滉《五牛图》时，乾隆再次着重“要惟涵义不留心，岂以罗致为贵耶”。他认为是自个“涵义于物”才有了“奇遇”，像“三友”“三希”“四美”《五牛图》这些瑰宝才干被收入宫中。

　　乾隆刻有“涵义于物”印章，钤盖在大量的书画藏品上。乾隆也屡次着重涵义而不留心。乾隆也声称：“要以取有利，涵义非玩物”。实际上，这也是乾隆身边的词臣，经常着重的鉴藏观。乾隆的五词臣之一—汪由敦在《恭跋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中云：“唯涵义于物而不为物役，斯无入而不自得焉。”他为张若霭的《蕴真阁图》题跋中称：“晴岚非留心于物者，故以斯语质之。”

　　与宋代的徽宗、高宗皇帝不同，虽然乾隆痴爱书画，笔者还没有看到他有搜集书画的谕令。乾隆非常重视刻帖，但词臣主张搜集快雪堂刻石时，乾隆并没有赞同。对臣下的书画进贡，乾隆通常都不会悉数承受。乃至对臣工进献的一些流传有绪的名品，乾隆也在品题后将其交还。比如，清初保藏家王鸿绪的儿子王图炯将其父所藏的《赵孟十札》(现藏上海博物馆)上贡给皇帝，乾隆“题数语而还之”。乾隆在极力做到他所谓的“涵义而不留心”。